本文转自【人民日报海外版】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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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瑞琳，旅美作家，文学评论家，曾任休斯顿《新华人报》社长、国际新移民笔会会长，被称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开创者。她的代表作有《家住墨西哥湾》《海外星星数不清》等，曾荣获中国《文艺报》评选的“理论创新奖”。

“文学给了我极大慰藉”

陈瑞琳热爱写作，12岁起就在报刊发表散文、小说，15岁时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在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。她30岁时以陪读身份前往美国，在海外开辟出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。

初到美国，是报纸给她带来安慰。“一开始，我只是收集各种报纸，了解华语文坛现状。然后，我开始给报纸投稿，再后来就自己做报纸了。”陈瑞琳回忆道。

期间，陈瑞琳一边在各种各样的餐馆打工维持生计，一边积极尝试与文学相关的工作。“我给美国报纸投稿赚稿费，也给国内报纸投稿，希望家乡的父母能够看到我的作品。”陈瑞琳说，“在美国，文学给了我极大慰藉。”

在美国的前10年，她当过记者、开过书店、办过文学杂志，也做过华语电台节目，只要与文学相关的事情，陈瑞琳都愿意尝试。那时候，她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生存，这段经历对她后来的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

在陈瑞琳看来，乡愁是华文文学能在海外开花结果的重要原因，“几乎每个海外华文作家的初期创作都带着‘乡愁’印记”。她的《走天涯》中，有沉甸甸的父母亲友的叮嘱；《他乡》之旅中，有家乡的风土人情。学者陈学超评价：“陈瑞琳在异国他乡用中文写作，是她抵御失语、失忆的努力，是她对母语、母体文化的依归，是她宣泄情感、表现自我的方式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恰好是北美华文报纸的黄金发展期，陈瑞琳的散文逐渐小有名气。不过，敢于尝试的她再次转变赛道，开拓出了一片崭新天地。

“我理解他们的甘苦”

“在自己写作和为他人作嫁衣之间，我选择后者。我觉得，能为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努力，比自己创作更有意义。”陈瑞琳说。

1999年，美西《侨报》邀请陈瑞琳开辟“新移民作家扫描”专栏，激发了陈瑞琳的评论热情。后来，她被学界誉为“新移民文学的开创者”。

作为海外为数不多的华人文学评论家之一，陈瑞琳不遗余力推动新移民文学发展，积极挖掘华人作家，乐做他们前进路上的推手与伯乐。她的《一代飞鸿──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》共收入46位北美华文作家的作品。

时刻关注新一代华文作家的陈瑞琳，敏锐感受到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学的新变化。在她看来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已逐渐告别“怀旧”与“思乡”。新世纪的海外华文作家，不仅是“乡愁文学”的代言者，也开始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。

“比如，书写近现代历史时，海外华文作家会从一种全新视角切入。”陈瑞琳说。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的《致命的远行》《沙捞越战事》等，对历史战争和人类命运进行描摹再现。纽约作家周励也逐渐从浓重的乡愁中走出，对人类文明历史进行重新认识、反思与展望。“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‘跨文化书写’，不仅涉及空间转换与价值观转变，还加入了现实距离带来的对母体文化的重新审视。”陈瑞琳表示。

从写自己到评他人，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，陈瑞琳的初心未变：“我不仅要写自己，我还要为所有新移民作家鼓与呼，因为我理解他们的甘苦。我想把海外华文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推到世界文学舞台的灯光下。”

“希望能起到桥梁作用”

陈瑞琳认为，海外华文文学非常特别，同时具备内外双向的现实意义。“海外华文文学的外向意义是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，内向意义则是引进海外的优秀文化。”

身在中东打拼的新移民作家戚红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她的长篇小说《开在迪拜的紫藤花》，向读者讲述了她在阿拉伯地区搭建中阿友谊文化长廊的故事。除小说以外，戚红香还进行影视创作，并希望在阿拉伯地区打造国际影视城基地，让更多人加入她的梦想。

“海外华文文学是作家自身经历的呈现，能引起读者共鸣，有助于架起沟通桥梁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。”陈瑞琳说。

陈瑞琳不仅在海外推动华文文学发展，还在中国国内数所大学担任特聘教授。她时常回国讲学，致力于介绍海外华文文学。“我希望能起到桥梁作用。”她说。

疫情期间，论坛讲座和学术研讨等线下活动无法开展，陈瑞琳便与喜马拉雅平台合作推出“瑞琳读书”节目，同时入驻蜻蜓FM版和微信公众号，搭建起线上桥梁。

至今，她已经连续发表了上百篇“瑞琳读书”系列文章，向国内外民众推荐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书籍，深受读者喜爱。作家鹿丁联盛赞“瑞琳读书”为“文学宝库”，她说：“通过品读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，陈瑞琳以及她推介的海内外作家们，用手中之笔，测量着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厚度与温度。”

近年来，海外华文文学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年轻学者。陈瑞琳有意慢慢卸下肩上重担：“未来，我希望用更多精力来写自己、体悟人生、感受生命。”

回首过去，陈瑞琳说：“我为自己是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欣慰。我深信，自己20多年来的努力是值得的。”